周延儒进京，重新入阁，第一炮就开了彩，崇祯首次召见他，他滔滔不绝大谈减免欠税、免战乱地赋税、宽宥犯人、多方用人、起用废僚等事情，听的崇祯心花怒放，以为终于等到了可以帮助自己“中兴大业”的得力助手，欣喜之下感叹道：“还是他做！”

        周延儒他确实没有食言，在执政以后，马上推行这些政策，名曰：新政。

        周延儒随后宣布，大量减免民间欠税，免除灾荒地区赋税，释放囚犯，广开人才举用之路，提议召回镇守、监军太监，罢内操。同时，还劝崇祯启用之前被废居乡里的老臣（多是东林党人），一时郑三俊、刘宗周、倪元璐等先后归朝，周延儒引用的大僚也多为正人君子，如徐石麒、张国维、李邦华等。

        这种一洗温体仁时代暮气难振，难有作为的气派，令许多人都觉得果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人做事新作风。

        大明江南出了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个人背锅，这一个人就是温体仁，皇帝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他，让他迅速的去职，他这一位当了七年的首辅，黯然离职。

        需要强调一下，本朝的内阁，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完全不具备宰相地位，其权力无论其大小与否，始终都是一种不健全的相权。

        由于国家法定层面上并没有规定内阁的事权维度和对皇帝的约束力，其更不具备文官领导者的责任，其本身性质也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因此，其权力是视皇帝的专权程度而伸缩的。

        崇祯对权力的掌控，在朱元璋之后也是一绝的。他和嘉靖不一样，嘉靖虽然也把文臣当木偶一样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把庶务全交给内阁严嵩、徐阶等去做，自己只操纵人，不操纵事，所以才有嘉靖年间阁权的膨胀。

        崇祯则不同，事事都要亲自抓，特别是财政、军事两大领域，都是自己操持，内阁想专擅？根本不可能。无伦是温体仁还是周延儒，他们有几条命，敢去崇祯手里夺权，那真是不想活了。

        堂堂一个首辅，说免就免了，崇祯皇帝他才是真正要为这一切负责的人。

        大明朝称得上是内外交困，这是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这时候果断的换相，也是希望能找一个有能力的人，领导朝廷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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