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一页页撕到第三年，某个梅雨季的傍晚，我在整理旧书时突然抖落一张明信片。

        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在霉斑中依然璀璨，背面是她歪歪扭扭的字迹：“等我们有钱了……”水渍晕开了后半句。

        我盯着窗台上发霉的墙角，发现那里不知何时爬进来一截阳光。

        第二天清晨，我带着那张潮湿的明信片坐上了广九直通车。当维多利亚港的风真正裹挟着咸湿气息扑面而来时，游轮的汽笛声在耳边忽远忽近。

        对岸林立的高楼在暮色中逐一亮起，恍惚间看见杂志从宋影影膝头滑落的那个下午，她指尖点在彩页上的维港夜景，发梢垂落的弧度恰好接住了一缕西晒的阳光。

        现在我真的来了，带着我们曾经约定的一切，唯独没有她。

        周围的外国游客说着陌生的语言，笑声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我攥紧那张发潮的明信片，指腹摩挲着她当年用圆珠笔压出的凹痕——“等我们有钱了”后面晕开的水渍，如今被维港的霓虹映得忽明忽暗。

        宋影影是我生命里最早的共犯。十五岁那年，我们挤上那列绿皮火车，以为能逃离命运。

        我们在工厂宿舍里蜷在同一张单人床上，听着隔壁机床的嗡鸣入睡。

        某个加班的深夜，我们分食一碗泡面，她突然用筷子戳开溏心蛋，金黄的蛋黄流进我碗里：“分你一半运气。”那些黏稠的、甜腥的、滚烫的碎片，此刻随着海风灌进我的眼眶，灼得生疼。

        这些年，我试过用工作、忙碌、新结识的面孔填那个洞。可每当夜深，风还是从缝隙里钻进来，带走所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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