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闹得很难看。白家撤了资，韩家在欧洲的生意一度很艰难。他一个人在伦敦待了半年，把那半年的账目做了三遍，硬是把缺口补上了。

        那之后，他把公司做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媒体叫他“韩先生”，说他白手起家，说他眼光毒辣，说他一个人撑起了一个横跨三国的集团。有人在杂志上写，说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件摆设，只有一架钢琴——可他从不在人前弹。

        也没人见过他身边有女人。

        我听说这些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了。

        那时候我在乐团做首席，带着我的琴满世界地跑。韩玉在国内帮我打理一切——我们的家，我们的账，我们每年一次的搬家。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静。

        他每天早晨六点起来给我煮咖啡，然后开车送我去排练厅。他会在我演出的时候坐在第三排——我说过我喜欢第三排，因为那个位置听得最清楚。

        散场以后，他会带一束花来后台。每次都是一样的花，白色的桔梗。

        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老买桔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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