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外的第一个早晨，天还没亮就有人到了。

        不是动员的游览车，没有统一的背心，没有谁在台上发号施令。是一台又一台摩托车停在路边，是捷运站出口涌出的上班族，是推着婴儿车、背着尿布包的父母。他们的脸不像来抗议，像来守灵——守的是一种说不出口的直觉：如果那天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会不会也被送进监狱？

        警戒线後，第一排站着一个老先生，手里举着纸板，字歪歪斜斜。

        「不救家人，要救谁？」

        记者把麦克风递过去，他没有看镜头，只盯着法院那扇门。

        「你们一直说b例、一直说克制。」他说得慢，像怕字太快就会散掉，「我问你——他老婆倒在地上，他小孩在哭，他要怎麽克制？」

        旁边一个年轻妈妈接话，声音尖得像被扯裂。

        「所以以後遇到拿刀的，我们要先看法律条文吗？」

        「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必要范围内？」

        「如果我老公冲上去救我，他也要坐牢吗？」

        没有人回答。因为答案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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