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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从宋朝建国以来,朝野上下,街头民间都将藏书作为一件头等大事来抓。为了鼓励馆阁人员的积极性,宋代馆阁工作人员的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宋太祖曾经下过这样的命令,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三馆的工作人员必须在场,皇帝在接见新科进士的时候,三馆的工作人员也需要一起陪同,以便以便解答和咨询,甚至在皇帝游览和参与宴会的时候,三馆的工作人员都要陪同在侧。
宋太宗曾经对自己的臣子说,三馆的工作轻切贵重,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宁愿不做皇帝,专门从事三馆的管理工作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三馆不仅是借书和存书的地方,更是网罗人才的重要之地,宋代储备和培养高级人才很多都是在三馆,比如宋代提拔做宰相的人,都要先去三馆考察和锻炼一段时间,积累到一定的经验之后才可以入朝。
向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等这些彪炳史册的名人都曾经在三馆担任过官职。
宋太祖和宋太宗对外征战的同时,他们很注重收集地方割据政权的书籍和文献,用来充实政府的藏书。
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北宋的藏书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至崇文苑建成的时候,也就是立国才十余年的时间,国家的藏书从原来的万余卷增长到了八万卷,
在编纂修书方面,宋太宗时期完成了《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宋真宗时期编纂完成了《册府元龟》一千卷,这四大卷被称为宋代的四大藏书。
馆阁制度保障了宋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进步。
文化事业的进步进一步带动了科技和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发展,宋朝的共商农税收入之高连清朝乾隆时期都望其项背。
市民阶级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也让宋代人的消费意识增强,极大的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的都城汴梁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都城临安,都反应出了大宋王朝经济发展的快速和市民生活的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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