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计划生育政策，早在建国之初，天朝的婴儿夭折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人均寿命不足四十岁，建国后很快就进入了人口的调整增长期。

        随着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医疗条件的提高，人口增加的速度逞爆炸式增加，可问题是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粮食的产出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过多的人口，也会使土地所产出之米粮不足，兼之兼并横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不会平衡之道，天灾人祸皆能掀起灭国之灾难。

        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进行有计划的生育。

        至于眼下，全旭更不怕人口增涨过速，他所行的对美洲的殖商渗透政策，以及北非的吞并政策和天竺的洗劫政策，也恰恰也需要输出大量的剩余人口。

        全旭也是出于种种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考虑跟权衡，遂将人口过剩的隐忧压下不说。

        不过，对于政务院的意见，他还是以客观公平的态度进行评价：“因公而有争议，是好事，讨论得越彻底，将来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小！”

        沈明泽充基量是中人之资，不过，他却有一个优势，努力学习，擅长举一反三。当然全旭为他定下了“首相当虑百年事”的基调之后，他就在政务院内部工作会议上，学习了全旭用数据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

        首先就是借助皇家学院的资料和人力，进行了从秦朝到大明朝逾一千七百余年间，山西、陕西、河洛地区共出现一千两百多次旱年。

        但是，大规模旱灾，共计十三次，而黄河溢口、漫决、改道之灾，近四百年，要远较陈宋朝以前为频。

        经过这次数据和资料的对比发现，随着这三四百年以来，旱涝灾害自然灾害的频率比宋朝之前增加了三倍有余。

        大明从来不缺乏聪明人，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沈明泽等内阁大阁开始连续坐阵京城的皇家学院，针对这个问题邀请学者和教授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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