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十分重视对监察机构与监察制度的建设。

        而在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可以说是最为完善的，由此形成的明代言官群体也十分独特。按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两百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另一方面，统治者既然把特权赋予言官，也就会对言官的政治素质提出特别的要求。

        如宋朝司马光曾就专门说过选择言官的标准：“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

        由此可见，统治者对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质的要求是非常苛严的。

        从明代选用言官的情形看，有几条最基本的要求：一是“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二是必正派刚敢言；三是必学识突出，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又博涉古今。

        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甚至对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因为权利大，身份特殊，人选要求又严格，所以明朝的言官在政治舞台上确实也声名赫赫，在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做出过震撼人心的举动，尤其对皇帝的规谏最为突出。

        如嘉靖皇帝沉溺于斋醮青词荒废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得知后冒死声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由于言官对于皇帝的德行非常关注，那些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长期怠政的皇帝就经常遭到言官的批评谏诤，以致于皇帝对言官也都忌惮三分。

        再比如：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当即停止，问为什么呢？他说：“朕畏御史（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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