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如果出现了意外，激进派在这次国会召开中失败，那么所有的责任都是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担着。

        这无疑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手段。

        先斩后奏，造成既定事实，国会可以后期追认认可。

        如果换届成功，等卡姆比尔从中国回来，他这个激进派的新国务大臣，就可以作为一项自己的政绩宣传：看，是我达成了瑞、法、中的反俄同盟，是我守护住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利益。

        既然卡姆比尔找到了这里，显然在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共同意识。

        和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账本是不公开的，船到就直接销毁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面对汹汹的、数量众多的小股东。

        只要大股东们同意，小股东们是翻不起什么浪的——他们连利润到底是多少，都无权知道，只要确保自己的收益高于荷兰国债或者英国国债，就值得投。要不然，在瑞典，留着钱还有什么可增值的投资方向呢？总不能向国王学习，在瑞典养蚕吧？

        卡尔·吉伦特博格心中的这个大胆的想法，就像是春天发芽的荨麻，很快布满了心间，用那些剧毒的毛刺驱赶走了其余的杂草。

        至于那些造船业主，这是可以用钱搞定的。而这笔钱，可以作为谈判的条件，由大顺的商人出，以作为游说国会的资金，以便修改垄断权条例。

        斟酌片刻后，他认定馒头只是在传达某种意图，确实没有最终谈判的资格。

        于是请馒头先离开，只留下了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卡姆比尔，商谈这个私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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