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或者说，必须让天朝的士大夫阶层集体反感，以天朝之经书教士，对抗天主之经书教士，方有可能。

        而且，若无士大夫的参与，天主教也不可能在大顺传播开来。不说别的，单说一个翻译问题，没有水平足够的士大夫进行翻译，就底层的文化底子，能写出来汉文般的、高水平的圣经吗？

        搞出一堆完全没有融合汉化的东西，搞出一堆陡斯之类的名字，若能传播，便见了鬼了。

        是以，皇帝的意思，便是让天主教会露出其恶，引发那些内心亲近的士大夫的反感，从而才能彻底根绝。

        劝女守贞……这件事，在士大夫看来，属于“违法但合情”，不是恶，只是违法。有点类似于“报仇杀人”之类的，违法，但合情。

        这种事，是不能激发士大夫的集体批判和反感的。

        必须要搞出一些让士大夫觉得“恶”的事，未必违法，但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的事，才能让士大夫集体转向。

        此时大顺内部的很多士大夫，其实倾向的是“天主教不错，只不过不该都归教廷管，而是各国各管自己的。再能祭孔祭祖，就挺好的，正可以耶补儒。”

        但皇帝的倾向，则是天主教不好，要取缔，要斗倒批臭。

        在天主教和儒教的争端问题上，刘钰即便是后来人，其实有些事懂得也并没有皇帝多，或者考虑的方向和皇帝也根本不一样。

        但若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天主教在明末的急速发展，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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