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上海。阴。冷。】

        在讨论正事之前，我们还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商馆的正常运转出了问题。

        很多雇佣的中国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向来都雇佣一些本地人，当年在日本的时候也是雇佣当地的武士在商馆工作。然而同样的问题也再次上演。

        就如同当年日本国对我们表现出冷淡态度的时候，很多在商馆工作的武士另寻他路。这里的中国人也一样，包括我们的中国厨师，他们都传闻我们犯了大罪，可能会把他们株连。

        而对厨师来说，中国有句话，叫三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他从不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在商馆工作只是因为我们给的银币比别处多。相对于可能要被株连的风险，多出的银币并不值得他冒这样的险。

        之所以之前没有走，因为他们知道我去了澳门见那位公爵。在他们看来，或许我会成功。然而等我回来，在门口监视我们的士兵并未离开，他就知道我失败了。

        我尽可能和他讲清楚，我们现在只是“嫌疑犯”，而不是已经确定的罪犯。他将信将疑，不得已，我又许诺给他每个月涨几个银币，他才同意留下。

        一些往我们商馆送补给品和蔬菜水果的商人，鉴于门口监管的士兵，他们也不敢随意进出，怕惹麻烦。

        好在，当地的官员和我有一些交情。我请求这位官员出面解决，送了三瓶威士忌和一些上等的长厄尔羊绒布给他，并且攀谈起当年的交情。这才得以解决。

        我和这位善良的、通情达理的官员之间的交情，要追述到很久以前了。当时那位公爵大人还不是公爵，这个官员当时只是在海关负责一些特殊的审查和统计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那位公爵大人提前派来统计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进出口货物量、规模、种类的。

        这个官员当时问我，说是公爵大人讲过一个牛顿被苹果砸的故事。他想知道，苹果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味道？并且愿意出一笔钱，搞一些苹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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