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强弱，决于民之贫富，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工业。

        而黎汉明若想要建立一套类似西方国家的工业系统，他必须鼓励百姓和商人参与到工业建设中。

        在此之前，他得清除那些贪得无厌的奸商。

        自秦以后，类似于西方的封建制实际上就在中国逐步土崩瓦解了，执政的基础都是郡县制。

        从阶级立场分析的话，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很容易的分成依靠掌控着权力而获利的士大夫阶级，依靠着土地等生产资料而获利的地主阶级，和什么都没有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

        当然了，士大夫阶级手中的土地可能比地主阶级还要多，明以后依靠走私经商获得的财富也不少，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是依靠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获利的本质。

        在这种体制下，纯粹的商人阶级，或者叫资产主义阶级是很难维持的，因为国家从根本上不保护你。

        寻找士大夫作为依靠，就会变成士大夫阶级的附庸，不寻找依靠，干脆就会被权贵们吃干榨净。因为没有像西方那种利用大航海时代、大殖民时代短时间集聚财富形成一个阶级的机会，中国的商人阶级从来都没有形成一股单独的力量。

        而出现这个现象的本源，不同于近代以前西方统治者归根结底只是个大封建领主的现实，古代中国的皇帝可是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独裁者，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并不追求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没有必要，，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的聪明人很简单的就认知了几个现实：经商不增加社会流通的产品，而农业、手工业可以增加；老百姓吃不饱是要造反的。

        于是可以推出结论，首先要让这个国家的粮食够老百姓吃，推出要有足够的人去干农业，再可以推出工业没有农业重要，最后推出干商业的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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